了个记者证。虽然我不知道这证件是真是假，但望着记着证上自己的照片时，我还是高兴了很久。
有了这个记者证，我们去采访那些老总们就更加方便了。在专题部呆久了，杭宗峦、同事以及我的工作性质越来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我知道，处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不是改变自己就是离开东莞。我对很多事物的认识也从不接受到熟视无睹，我传统的道德观逐步瓦解。以前常听说，女人变坏就有钱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正在我考虑要不要去酒店见那些约我的老总或直接被他们包起来时，忽然接到沈洲一个电话。
电话中，沈洲的口气是从未有过的温柔：“海燕，你现在还好吗？”
我以前对他无限的依恋己在他的若即若离中冷却下来，自从和杭宗峦一起跑单，他的我心目中的位置也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。我淡淡地说：“好又怎样？不好又怎样呢？反正你也是不关心我了。”说到后一句，我还是委曲地哽咽起来。
他却很激动：“谁说我不关心你？我一直关心你，你忘记那次我带你去看病了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，你回来吧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”
“我有话要和你说。”他的这句话，我听了很多次，总以为他真的有话要和我说，比如他会和小颜分手，比如说我们的未来。但每次高兴而去却总是失望而归。
所以这次，我丝毫不为所动：“你带我看病我也给了你钱，以后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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