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好让那几百个被人当枪使的家伙，自愿倒霉了。
朝廷这一手，也算是分化瓦解士人，只针对脑子不清楚首先跳出来的，而且每次只改一点点，少触动一些利益，钝刀子割肉，把剩下的大部分反对派温水煮青蛙。
偏偏读书人是最自私自利的群体，想明白这个道理后，谁还燃烧自己为别人掘井。
而一旦这种认知惯性形成了，朝廷后续每次就能悄咪咪放出风声来，比如明明只要改革三个点，但是放出五个点的风声。
然后就等人喷，一旦五个点里有两个点喷得狠的，那就把那两个点撤回，最后公布正式方案时，没有那两个点，只有三个点，再反手把虚空索敌喷这两个点的人抓了革功名。
比如，朱树人打算在大学里同时使用华夏和欧陆的数学物理讲师授课（但是欧陆讲师需要配翻译，也要慢慢学汉语。可以给缓冲期，但不会允许一直用外语教学。）
毕竟有牛顿来布尼兹这样的大数学家，不用白不用，当然要给他们亲自上课的机会。虽然牛顿的教学水平貌似很垃圾，但见识见识也是好的。
而这种举措肯定会被人反对，因为儒家士大夫阶级怎么可能放弃对学术解释权的垄断？就算他们能接受新学，肯定也希望由自己人来任教，就好比国子监的司业哪能是没有功名的人担任呢？既然学生都要至少秀才功名，那老师更要有功名底线。
这种反抗，朱树人当然要压制。所以他就用了上述的钓鱼手法，把喷得最凶狠的腐儒干掉了一批。
如是用不了几次，反对新学的最激烈的腐儒就被折腾得差不多了。
何况朱树人实际上算是开国之君，天下都是他用武力打下来的，腐儒怎么可能真阻挠得了他。
……
于是乎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讨论，南京大学办学的事儿，也算是彻底定下了，包括后续的办学规模、选址、初期科目设置、师资力量筛选条件，也都讨论已定。
一开始有人建议，把校址就选在南京城内，尤其是可以在城西南角，靠着城墙外的秦淮河，跟夫子庙国子监毗邻。
但朱树人直接否决了这个想法。他知道秦淮河周边是何等藏污纳垢之所，国子监监生如今又有多少是真心向学的。尤其那些花钱捐的监生，个个有钱得很，每天在夫子庙周边就是逛窑子的。
未来南大的理工科学生，肯定家境相对不如国子监的文科生富裕，把他们丢到这个大染缸里浸染攀比，让他们心理不平衡，还怎么潜心向学？
所以，朱树人就以“时代变了，如今已是科学时代，大炮面前，所有城墙众生平等。未来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南京城内土地狭小，新学无需设在城内，不必在意城墙保护”为由，果断要求在城外设学。
确定要在城外大肆圈地后，又有人顺势建议就在江宁镇上设学，因为南京西南郊一直到马鞍山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所和博物院、重工业厂矿了，很适合作为理工科配套。
但朱树人再次否定，他语重心长跟其他朝中重臣解释“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”的差异。大明科学院和江宁、马鞍山那堆厂矿、研究所，说到底还是勤能补拙，靠实干试错推进科技进步的，缺乏以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基础。
所以，搞基础理论研究，需要的是相对清净的环境。不被产业界的杂音干扰。科学院和各大研究所已经有了自己的定位了，南京大学没必要过去凑热闹。
于是最后一番核算，南京大学被设置到了南京城的另一侧郊外，翻过紫金山区后，在城东远郊仙鹤山的平缓丘陵地带另外征地建造。
这个选择，其实也很正常。因为按照历史的惯性，平行时空那个后世的南京城，一共也就三大片区的大学城，江南的有仙林和江宁，江北的有浦口。
而这个时代长江上没有大桥，渡江太不方便了，所以浦口肯定是直接排除了。江宁又作为了应用技术和实验试错的基地，那么南大也就只好放到后世的“仙林大学城”了。
只不过，这地方在明朝的时候，地名肯定不叫“仙林”，而是分别称为“仙鹤山”和“放鹤林”，是后世合并简称了。
反正城外的丘陵旱田不值钱，朱树人大笔一挥，甚至都不用征地，他直接把内务府在仙鹤山的皇庄拨出了几千亩地，作为南大的建校一期用地。
当地环境林木丛杂，很是幽静，开荒过的田地其实也不多。大学第一期办学，人员规模也不大，朱树人就吩咐不必过度破坏林木，直接挑选树林当中的空地盖房子办学就行了。等以后丘陵旱田盖满了，再考虑多圈地或者伐林。
朱树人这么决定，显然也是受后世教育的影响。他后世也去哈佛和旅游参观过，那些大学连围墙都没有，直接在树林里有一搭没一搭的盖房子，环境还幽静不少。
大学真正的价值在于大师，而不是大厦。
考虑到盖房子和配套设施需要时间，而且教学团队的磨合、同事的互相熟悉也需要时间，那些“外教”也得先恶补汉语。
朝廷最终把南京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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