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要不然他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解释。
“不行，我必须要拍。”老贾低头坐在那里抽烟，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。
后来雅各布和老贾关在屋子里一个下午，直到傍晚的时候，老贾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让步，删去了十场戏。他就是要完成他的史诗，从1979年到90年代，他有很多话想说。
第二天，第二阶段拍摄如期在平遥开拍。
电工老宋承包了文工团之后，为了自谋出路、追求利润决定出去走穴。张军、钟萍、崔明亮和许多原来的团员决心跟着文工团走，而尹瑞娟却选择留在家里，为的是照顾生病的父亲——父亲再一次成了阻止这对年轻人在一起的障碍。
赵韬站在自家的阳台上，沉默地凝视着外面，而前面的城墙将她的视线堵住。老贾用这样一个有力的画面，强调了尹瑞娟的孤立。
城门口文工团出发了，剧组专门借了一辆破旧的拖拉机，王大伦、梁靖东、杨丽娜还有其他客串文工团员的剧组成员都坐在拖拉机上。余力威的摄影机架设在城门口，依旧是长镜头，当他们乘坐的拖拉机穿过城墙边，巨大模糊的标语中唯一可以识别的词语是“马克思”三个字。
拖拉机向前开，崔明亮凝满泪水的眼睛看着远处，也许私下里期待着尹瑞娟能奇迹般地现身，来为他送行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的文工团成员唱着一首南斯拉夫老歌：“啊朋友再见，啊朋友再见，再见吧……”
当拖拉机穿过城门并经过城墙，老贾给电影带来了第一个主观镜头。余力威抱着摄影机跳上拖拉机，迅速往后撤退的城市的动人风景，与电影其余部分的固定镜头和轻微的摇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这时镜头代替了崔明亮的眼睛。由于汾阳没有火车站，崔明亮并不是乘火车出发，正如这个被私人承包的歌舞文工团，没有去激发了他们梦想的广.州或福.州等南方花花世界。相反，文工团的首个落脚选择了汾阳之外盛产煤的邻近城镇。
这里是韩家村，参与过《小武》拍摄的人对这个地方都很熟悉，这里是老贾的三姨家，曾经作为小武乡下的老家在这里拍了五天。
老贾的表弟三明出来迎接大家，这次三明在电影里也有演出，就演他自己，崔明亮的表弟三明，从某种意义上，崔明亮已经成了老贾的化身。
三明只比老贾小一岁，小时候老贾放假到乡下就跟三明在一起玩。三明家条件不能跟城里老贾家比，三明初中毕业就开始下煤矿当工人，因为他父亲腿有残疾，不能干活，三明要养家糊口。
老贾回忆起拍《小武》那会，回韩家村看景，当时他跟三明已经好几年没见，他一开始居然没有认出自己的表弟，因为三明已经长胡子了。他当时就被三明的变化大大触动了。
他一定要把这一段搬上银幕，他说这次他和三明的相遇，让他想起了小时候课文里学的鲁迅先生的短篇杰作——《故乡》中，鲁迅先生和闰土那有名的碰面，这是一个探讨乡愁式浪漫观念和故乡凄凉现实之间裂痕的原型文本。离开故乡多年、受过教育的鲁迅先生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，遇见了童年时代的玩伴闰土，闰土现在是位中年的文盲农民：
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，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。他身材增加了一倍；先前的紫色的圆脸，已经变作灰黄，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；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，周围都肿得通红，这我知道，在海边种地的人，终日吹着海风，大抵是这样的。他头上是一破毡帽，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，浑身瑟索着；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，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，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，像是松树皮了。
鲁迅先生与闰土之间的再相见，同老贾和三明的重逢非常相似，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相似：儿时的玩伴，现在属于两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又再相见，闰土和三明都沉默寡言，无力讲出他们的经历；更重要的是，老贾说当时他的感触跟鲁迅先生文中所表达的深深感慨是一致的——悲剧、不公平和哀伤。
当初老贾跟大家说起这段的时候大家很沉默，不能说老贾的思想跟当时的鲁迅先生达到了一样的高度，但总之大家的心里是沉甸甸的。
三明的母亲，老贾的三姨坐在炕上对崔明亮说明了家里的困境：很难为三明找个媳妇，缴不起女儿读书的学费。
“这会儿劳动的，下煤矿的，上下个学，做了甚不比受了苦强？可是就是家里太困难，吃的还有拿吃的，书费、学费一下子那么多钱……”
而后来当三明在本地的一家煤矿签约干活，粗暴的矿主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场：“出了事我们绝不负责。”
下井要签生死合同。三明不识字，拿来给崔明亮看，上面赫然写着：第一、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；本人自愿在高家庄煤矿采煤，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。二、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如遇不测，煤矿每人补助500元，给其直系亲属。三、每人每天工资10元。
韩家村的拍摄持续了一个星期，在这个星期里不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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