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惭愧地说：“是的，回来不长时间。”
她审视地看了我两眼，忽然问：“你是专门来这里找我的吗？”
我想说不是的，又怕扫了她的面子。只好支支吾吾道：“恩，恩，是的。”
她大度地笑了笑，爽快地说：“我就知道是，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我莫名其妙地望了望她：“没什么事啊。”
她循循善诱道：“不要不好意思，再怎么样，我们是住过一个宿舍的，能帮我会尽量帮的。”
我迷茫极了：“真的不做什么啊。”
她反而惊讶地问：“不做什么你来找我干吗？”
我真是急了：“不做什么就不能来找你吗？”
她己经有有些不耐烦了：“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我是做妇产科医生的，跟我说话没什么不好意思。就算我帮不了你，我和院内一个老医生的关系特别好，她医术很高的。在外面打工的女孩子，很多都专门到这里来找她呢。”
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如果我再不明白我就真是傻子了！这些人都是怎么啦？刚才曹菊是这样，现在徐双季又是这样，我再也忍受不住了，索性豁出去了：“我是来找我初中同学的，她在这里借住，只是碰巧遇到你而己。那个老医生的医术高，还是留着你自己找她看病吧！”
说到这里，我再也不看她一眼，调转车头，恨恨而去！
我真是委曲极了！为什么很多人张口闭口就是“在外面打工的女孩子”？在外面打工的女孩子怎么啦？我们默默无闻地在流水线上一分一秒苦挨着自己的青春！我们安安稳稳打一份工，正正经经做人，为什么回到家乡却还要承受不公正的待遇？即便是那少之又少的女孩们，就算她们走上那条路，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，另一方面，实在受不了高强度低报酬劳的收入，我们在人格上，和所有人一样平等！为什么很多人要戴有色眼镜看待我们？他们有什么资格戴有色眼镜看待我们！
刚才的我和徐双季的谈话，淑芬都听到了，她看到我一脸怒气，劝慰道：“算了，海燕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，你现在找到了刘军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只要你过得好了，就是堵住这些人的嘴了。”
我迷茫地问：“那什么叫过得好，什么叫过得不好？”
淑芬想了想道：“过得好，就是不要走歪门邪道，靠自己的努力，赚好多好多钱，盖好大好大的房子，别人就会说你过得好了。”
我反问她：“要是不走歪门斜道就算过得好，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曹菊过得好？如果说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赚好多好多钱，那你和五福哥不够努力吗？为什么你们还过得不好？”
淑芬叹了一气，喃喃道：“你们出去打过工的女孩子，总是想得比我们多。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堂舅家有一个表姐，长得非常漂亮，人也聪明。她是九几年就出去打工的，听说还在深圳做过文员。每次回家，都穿得光光鲜鲜的。刚出去时，她心高得很，总说要好好闯荡一番，然后在那边做老板、买房子，把她爸她妈接过去。可结果怎么样呢，不但闯到三十多岁还没闯出名堂，连对象也找到，听说那边女的特别多男的特别少。最后还是到另一个镇找了个种大棚蔬菜的离婚男人嫁掉了，上个月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我喃喃自语：“我才２２岁，我不愿意象你表姐那样生活。”
淑芬怜悯地望了望了，字斟句酌地说：“海燕，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想说。我是和你一起长大的，虽然，虽然我不相信村里人的闲言碎语，可唾沫星子是会淹死人的。刘军也是我们本镇上，你的事，他不可能不听说。你家木婶说刘军家几辈子都是土里创食的老农民，好不容易出了刘军这个大学生，他，他怎么会不在乎你的过去呢。按理，农村人找对象，特别是对女方，是最在乎名声的，可刘军家怎么就不在乎呢？”
我当即愣住了。淑芬的话，也是我的一直以来的心结，只是我不想深究，也是自己骗自己。早在东莞我就知道，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。那么刘军不计前嫌地跟我在一起，是什么样的理由呢？
但想破了脑袋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今天真让我郁闷，如果说曹菊从金钱上明目张胆地蔑视我倒还能让我忍受的话，那么徐双季含蓄地对我精神上的打击，则把我所有对朋友的幻想都破灭了。所以，我不想再见任何所谓的朋友，甚至于小英。
但淑芬却执意再找找，她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生猫猫时做Ｂ超是通过小英表姐做的，我是招女婿的，又是独生女，生两个也不会罚钱，所以我想生两个，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到她着表姐的地方呢。”
我叹了一口气，她想得可真长远。忽然明白了在广东时，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那么淡漠。其实我们一贯崇尚的礼尚往来，说白了不过是互相交换，情义交换便也是其中的一种。有往才会有来，有来才会有往，就这样来来往往，纠缠不清。农村几代几十代不变的相对固定的居住形式，为礼尚往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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