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妈妈讲完，我气愤地说：“那四个儿子，真不孝顺！”
妈妈叹了一口气：“谁不想孝顺？没钱，你让他们拿什么孝顺？”
我立刻怔住了，和海鸥面面相觑。
因为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了，这个时候办丧事非常晦气，也会连带亲朋好友和邻里村人过不好年，所以只好秘不发丧。曹爷爷被暂时停放在他在村外搭的小屋里，直到大年初二，大儿子才把他迎进自家的正屋内。
这还没完，几个儿子又为丧事的支出、火葬费和骨灰盒的钱由谁出争吵起来。按我们那儿的风俗，如果操办丧事，每个前来吊唁的人都要给一块孝布，同宗同族的儿孙后代，刚要披麻戴孝。虽说置办丧事酒席可以从中赚回一点钱，但这点钱还不够扯孝布的。争来争去，最终儿子们达成一致：那就是丧事从简，不摆酒席，不拉去火葬，偷偷埋掉。
按规定，不去火葬是政策不允许的，如果被上级主管部门得知，挖地三尺也要把死者的遗体刨出来，再送去火葬场实行火化。火葬费再加上买骨灰盒的钱，一般需要两三千元，回来同样需要置办棺材、重新入殓，埋入坟墓中。
为了省去火葬费和买骨灰盒的钱，象很多人家一样，四个儿子凑了一千块钱，偷偷塞给了村委会相关人员。然后，又凑了几块木头，请人做了一口薄皮棺材，曹爷爷这才入土为安。
据说，国家严令要求实行火葬，是为了不占用耕地、不浪费木材。而现在却变成：上级主管部门严令要求火葬，却允许家属置办棺木并修建坟墓；只要偷偷塞给村委会相关人员一定数量的现金，便可以不实行火葬。
这真让人迷茫，国家的火葬政策，到底是为了赚那两、三千元火葬费，还是为了让某些相关人员以权谋私？
曹爷爷丧事办得非常简朴，初三那天，亲戚朋友随便祭拜了一下，便于当天夜里匆匆下葬了。曹爷爷的死，不过把曹奶奶更加孤单地撇在人世，让那些和他生前一起养兔子的老人们唏嘘一番，便也很快被人淡忘了。正如陶渊明在《挽歌》中说的那样：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己歌。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！”
曹爷爷永远地去了。四个儿子中，有两个为了安葬费用，把家里喂的猪也卖了，还卖了几百斤的稻谷，等到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也里粮食也没有了，真不知道他们以后怎么生活？
除了曹家，所有的人很快又投入到节日欢乐的气氛中。人们走亲串友，几乎每家都开了牌局、麻将桌，刚过年，小孩都有了压岁钱。一时间村里赌风鼎盛，大有越演越趋之势。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为了避开大规模的民工返城潮，很多人在初二甚至初一就坐在了火车上。
村里的人渐渐又少起来，我的心也更加焦急起来，我在等刘军接我到他家。初二，我很着急；初三，我妈也急了；初四，我简直感到绝望了。按我们这儿的规矩，过年男方家来接得越早，越说明男方家的诚意。就算刘军有事不来接，也应该提前说明原因啊。
所以初五刚一起床，我妈就坐不住了。正要去找做媒的大婶，大婶却乐哈哈地走进我们家：“海燕，借你自行车用用。”
大婶家只有一辆很旧自行车，还是大叔在世的时候买的，早就旧得不成样子了。所以他们家每次有两人同时用车，总会来我家借。同样，我若和海鸥同时用车，也会去他家借。
我妈把对刘家的怨气都撒到大婶的身上了，平时两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，现在却冷着脸坐在那儿，一声不吭声。
我勉强笑笑：“是不是要走亲戚？”
大婶看了看我妈的脸色，隐忍地笑着：“不是，刚才村委会派人把去年的救济款送来了，五十块呢，还有两件旧衣服。想到集上买点棉花给你妹妹做件小棉袄呢，她现在穿的小棉袄还是我结婚时的棉袄改的。”
我妈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你脸面可真够大的，除了他王奶奶家，那５０元救济款可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拿得到的呢。”
大婶脸一下红了，扭扭怩怩道：“是他旺才大伯、他大伯看我们家太穷了。”
旺才全名叫邱旺才，是我们槐花坪的村长。我妈抢白道：“奇怪了，村里比你家穷的人可是多了去了呢，他怎么就只看到你家穷了呢？”
关于大婶和邱旺才的风言风语早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并且和邱旺才有风言风语的妇女也不止大婶一个，其中还包括好几个丈夫长年在外的。但邱旺才老婆管不了丈夫，大婶又是个还算年轻的寡妇，尽管村里人全都心知肚明，也没人拿到桌面去说。
我妈现在把这事拿到桌面上了，大婶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，恼羞成怒道：“大嫂，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大过年的还想要和谁吵架不成？”
我妈冷哼了一声，气咻咻地说：“你别说，我还真想和谁打一架呢？刘军那个臭小子，这都初五了，还不来接我们海燕，是不是这门亲事就这样散了？”
大婶这才明白我妈的怒气所在，自知理亏，便随声附和道：“这臭小子，等一下我去他家问问。”说完便讪讪地推着自行车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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