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是怀抱幻想：“可这次上千人呢，再说又惊动了警察。”
他苦笑道：“要是给早就给了，再说，现在带你二叔他们来的包工头李忠也回家了，二叔他们连合同都拿不出，就算开发商给了钱，别人拿的到，你二叔他们也拿不到。”
我正想反驳，忽然从别的工棚中传来一个消息，刚才抱着小孩跳楼的那个河南包工头，己经被公安机关带走，并因扰乱生产和社会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１５天的处罚，其作相关人员也将在进一步查实违法行为后作出相应的处理。
二叔他们也纷纷议论起来了，原来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钱，就算给，还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呢，天这么冷了，又是春节，家人都不知道怎么担心呢，谁等得起？
议论了一会儿，最终达成统一意见：回家！钱没挣到，好歹别把命也丢在外头。决定一出来，他们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我知道，倘若没有钱，他们就不得不扒车或步行回家。从广州到四川，路途遥远不说，天气又冷，治安也差，谁知道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呢？
但我细算了一下，包括那两个邻县老乡在内，总共１７个人，即便按每个３００元的车费算，１７个人也要５１００元。我只是一个普通打工妹，哪里有这么多钱？
所以，我内疚地对二叔说：“其余十五个人，虽然是和你一起来的，但并没有亲戚关系，我只出你和小舅的路费，你看行吗？”
二叔心疼地说：“这样己经为难你了，我知道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在外面不容易，二叔没用啊。”
没想到和小舅一说，他却连连摇头：“我是和我表弟一起来的，我要是这样走了，我表弟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向家里交待。”转回头又对我二叔说，“姐夫，你走吧，我和我表弟他们一起扒车或步行。”
二叔也摇头：“我要是走了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向你姐交代？”
我只好说：“那我把你家表叔的路费也一起出了，好吗？”
小舅苦笑道：“你买不完的，剩下来的这些老乡，几乎都是亲戚关系，还是让你二叔先走吧。”
我非常为难，买二叔一个人吧，二叔不能走；把１７个人的票全买了，最少也要五千多元钱，就算我有这么多钱，这不能这样无缘无故给他们吧。正在这时，王磊却把我拉到一边，小声问：“从广州到你们家，１７个人总共要多少钱？”
我算了一下：“现在还没到春运，５０００元应该可以了。”
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这５０００元，我还出得起。”
我吃惊地望着他：“你可想好了，他们和你无亲无故的，这５０００元你出了，可能就拿不回来了呢。”
他果断地说：“我也没打算拿回来，你想想，倘若我出了５０００元，就有１７个家庭可以团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我惭愧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我太自私了。”
他安慰道：“与你无关，做为一个女孩子，你做得己经够好了。”
当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二叔他们时，老乡们一听说不用扒车或走路回家了，感激地望着王磊，纷纷表示，回家一定要把钱寄给他。但王磊，只是笑笑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很快到附近一家银行取了五千块钱交给二叔。
而我，也偷偷塞给二叔一千块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回家路费有了着落，老乡们赶紧收拾行李，很快坐上了一辆开往广州的公车。
到了广州，我和王磊就要回深圳了，二叔他们则要到候车室排队买票。临分别前，二叔握着我的手，不住地叮嘱王磊：“你一定要好好待我家海燕，这几年，真是委屈她了。”
二叔一直把王磊当成我男朋友，我也不想辩解，免得他为我担心。好在王磊也很配合，连连点头。看王磊这样，二叔也放心了，迅速和老乡们汇入人流中。
望着二叔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，我的眼泪一次次模糊了双眼，任王磊递过来再多的纸巾，却总也擦不完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再一次发誓：“无论再苦再累，我一定要供我弟弟读大学！”
王磊却叹了口气：“你还是太天真了。今天的社会。贫者越贫，富者越富，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了以后的发展道路，想靠学习来改变命运几乎是可望不可及。在我上大学时，大学的学生干部基本还是凭能力、凭品行、凭口碑选出来，因此那时我们的学生干部群体还是比较纯洁的。当我上研究生时，我们学校的学生干部已经变成了辅导员拉拢有背景、有经济实力的学生的一个砝码，学生干部几乎清一色的干部子弟，再加上几个拍马奉承之徒和少量几个确实需要特长的学生组成（如文艺、体育）。再看他们的言行，假话、空话、套话层出不穷，绝对是合格的后备人才。”
我绝望地问：“难道真的是‘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’”
他看了看我，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正在这时，我听见广播里一个女声在喊：“共同抵制乞讨和卖报，共创文明的乘车环境。”
我愤愤道：“为什么不说‘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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