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场面，我是不好再呆下去了。二哥没有多客气，他把蛇皮带卸下来，红着眼圈说：“丽娟命就是这样了，也许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她几面了。你是丽娟最好的朋友，你的事我和你二嫂会放在心上的。好的档口可遇不可求，但一旦有，我会马上通知你的。”
我擦着脸上奔流不息的泪水，使劲点点头。我想说什么，但我的喉咙却一次次哽咽了。现在是否有好的档口，对我来说己经不重要了。丽娟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说过要把她当成一生一世朋友的。但现在，她受了伤，我却连打电话问候一下都不可能。
也许在外人眼里，丽娟嫁去香港，攀了高枝，一生有享不尽的锦衣玉食，是非常幸运的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丽娟并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，她是多么舍不得深爱的陈刚，多么舍不得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啊。
幸福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丽娟舍弃了刻骨铭心的爱情，舍弃了和亲人团聚的机会，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，但她并不感到幸福。我一无所有，我声名狼藉，但我生活在这片贫穷而熟悉的土地上，我不需要忍受亲人不能相见的痛苦，我感到现在的我是幸福的。
虽然进工厂打工，一个月可以赚到农民辛苦一年也赚不到的钱，但一想到打工，我就想起“农民工”、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等等这些歧视性质的称谓；想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明抢暗劫；想起查暂住证的治安员；想起没日没夜的流水线作业；想起车间主管象对待牲口一样的喝斥；想起吞咽粗劣饭菜的艰辛，想起人情的冷漠与孤援无助；还有很多很多。
所有这一切，都让我不寒而栗，异乡于我，是深不可测的悬崖。哪怕在故土有一线生机，我都绝不会往悬崖下跳！
我现在想抓住的一线生机，就是到“中兴商场”去卖服装。
我原以为，有二哥那句话，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但是，当我回家把二哥的话和妈妈一说，她却并不乐观：“人家话虽然是这样说，也不要报太大希望。我叫你去找他，也不过是想多一条路。毕竟，我们和人家无亲无故，帮我们是人情，不帮我们是本份，要做好人家不帮的准备。”
我有些不满：“再怎么说，我和丽娟也是好朋友呢。”
我妈不屑地“切”了一声：“他是怎样对丽娟的你忘记了？对丽娟就那样，对你又能怎样？虽然丽娟嫁入了好人家，但毕竟是个傻子，外面谁不说他们家实际上是把丽娟卖了？用卖妹妹得到的钱去开服装店，也不怕遭报应。”
我想起丽娟妈和二哥当初逼丽娟嫁给傻子的狠劲儿，还有上次，二嫂那样热情地让我去她隔壁卖童装，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，不觉也寒了心。
时间过得真快，很快收割小麦的时节了。虽然收割小麦相对收割稻子要轻松些，但收过小麦后，便要耕地、放水灌田，最后插稻秧，所以比收割稻子的那次农忙更累一些。
因为今年镇里统一卖的化肥和往年不一样，据说是因为肥料太足了，把小麦苗都催得棵棵青茁茂盛，也因此，收割麦子的时间相对以往晚了好多天。这让村里人很是着急，害怕收麦子晚了，错过了栽种稻子的时令。所以，在小麦棵子还有些青的时候，各家各户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收割。因为很多人撂下地外出打工了，所以以前青一色黄橙橙的麦田里，很突兀地呈现着大片大片长满青草的土地，望着这些被撂荒的土地，很多人不住地摇头叹息。
淑芬家和我家同一天割麦子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和五福两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。甚至在和我打招呼时，也不停地叹气。我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马上要吃新小麦了，怎么反而不开心了？”
淑芬苦笑着摇摇头，五福嗡声嗡声地说：“还不是因为大姐，去年收稻子，大姐嫌我们给的少了，今年要来收自己的那一份麦子呢。”
我们这儿分地，是五十年不变。国家不收农业税后，村政府便让农民将多余的土地退回去，部分用于村干部及其亲属好友少许费用或直接免费承包，部分以高价卖给农村做宅基地，只给各家留下了口粮田，口粮田是在上次分地的人口基础上算的。也就是说，分地是五十的不变，这期间，家里多了人口不补，少了人口不减。象淑芬姐姐淑华那样最近几年才出嫁，她的口粮田还在娘家，婆家没有她的地。
我们这儿土地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也就是八十年代初分过一次，那时候说是有效期三十年。后来九十年代初又分了一次，那次有效期定有五十年。到现在，才刚刚过去１３年，还有３７年的有效期，也就是说，淑华和她的孩子，在婆家还要过３７年没有口粮田的日子。
开始几年还好，淑华的孩子还小，但现在孩子大了，饭量也见长，淑华早就和婆婆分家了，一家三口只吃丈夫一个家的土地，粮食当然不够吃，于是去年收稻子时，便提出要自己在娘家的那份口粮。淑芬去年刚打新稻子便送过去一麻袋，但淑华嫌少，今年收麦子前便早早让人捎话过来，一定要亲自来割属于自己的那份麦子。
正说话间，淑华带着三个男人套着驴车来了，直奔淑芬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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