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，我和往常一样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妈妈说着村里的闲话，一边给海鸥织着毛衣。此时，天气湛蓝，空气清新，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想想在东莞，虽然可以挣到一点钱，但空气中经常散发着油漆味、塑胶味及各种各样的怪味儿，四周总是灰蒙蒙的，甚至于，因为大多数时间处于工作和睡觉两种状况，我根本没机会抬头看一看天空的颜色。
正在我又要浮想联翩时，村里响起了一串悠长而嘹亮的叫喊声：“收死鸡死鸭子了，谁家有死鸡死鸭子拿来卖噢。”
叫喊声刚落，我看到邻居大婶慌慌张张走出家门。我妈取笑她：“看你急的，又去找老相好的啦？”
大婶沮丧地说：“我还有那份闲心？我去喊‘收死鸡的’来收死鸡。我家鸡可能是生瘟了，刚才一眨眼的功夫，就死了四只，要是再死下去，没有母鸡下蛋，今年油盐钱就省下来了。”
我妈也替她着急起来：“那快去吧，喊一圈要是没有人家卖死鸡，他就会到别处去。”
大婶“嗯”了一声，便小跑起来。
望着大婶干瘦的身影，我妈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大婶命苦啊，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矿出事后，你大婶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。现在还好，一个初中，一个小学，以后上高中、大学可怎么办？现在的学费，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厂干活挣钱。没结婚的都不敢在里面做太久，听说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。你大婶才做一年半，现在总说自己胸闷，喘不过来气呢。”
我随口问：“大婶还不到四十岁吧，那她怎么不改嫁呢？改嫁也有人替她养孩子。”
我妈白了我一眼：“改嫁就那么好改的？农村人，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，有儿有女的，谁去改嫁？再说了，就是她想改嫁，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人？”
正说着，大婶带着“收死鸡的”一前一后过来了。一看到那个“收死鸡”的，我不禁笑起来：“张大维，怎么是你？”
张大维也看到了我，看了看我的家，高兴地说：“杨海燕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家？我以前经常来这个村的，你们村里人多数养免子，鸡鸭养得少，后来我来得就少了。今天正好路过，我随便来转一圈，没想到就遇见你。”
说话间，大婶的鸡又死了两只，望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鸡倒在地上，转眼间就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，大婶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因为是生瘟疫死的鸡，张大维按照他收死鸡的惯例，出价是五毛钱一只，但大婶坚持要一块钱一只。张大维看了看我，大方地说：“一块就一块吧，六只你全卖吗？”
大婶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狠下心来说：“留一只吧，整天青菜萝卜的，嘴里连鸟都淡不出来，我家两个讨债鬼早就馋死了。”
于是就留下来一只，五只鸡卖了五块钱。张大维把死鸡一只只扔进自行车后的筐里。那是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，车后面有一个大筐，筐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半筐死鸡。
张大维看我打量他自行车，解嘲道：“我这辆车，除了铃不响，其余什么地方都响。没办法，现在卖的那些轻便自行车中看不中用。”
我妈听说张大维是我同学，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到我们家坐，还给他倒了满满一杯白糖水。张大维真的渴了，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来，仰天“咕咚咕咚”几口就喝光了。
我妈望着他喝水的模样，一脸欢喜。
喝完水，我妈关切地问：“你结没结婚？多大啦？”
张大维爽快地回答：“我还没结婚，和海燕一年生人，比她大三个月。”
我妈满意地点点头，别有深意地望着我笑。
知母莫若女，自从我这次回到家，我妈一看到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就两眼放光。我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递过来的眼色，转头奇怪地问张大维：“你比我大三个月？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三个月？”
他脸“腾”地一下红了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李芹说的呗，你还不知道吧，顾斌就是和李芹结的婚。”
听了这话，我惊讶地瞪大了眼晴。我清楚得记得，我们初中时的同学，都是邻近几个村庄的学生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。那时的学校周围，一到春暖花开之际，学校就被掩映在墨绿色的小麦、黄灿灿的油菜花、细长的芦苇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间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特别是女孩子们，都正值豆蔻年华，课余时间，我们常常三五成群找个地方坐下，然后谈论理想、事业和爱情等等朦朦胧胧的话题。
这个世界对于那时的我们是那么新奇啊，我们经常谈论的，便是班里的男孩们。每每提到顾斌，李芹总是不屑一顾：“闷葫芦一个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谁嫁给他谁倒霉！”
想到这里，我不由笑出声来：“顾斌和李芹，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追谁的呢。”
张大维哈哈一笑：“他们谁也没追谁，想起来真有意思。你应该还记得汪秀丽吧，就是个子很高，坐在后排的那个女孩子。”
我点点头：“记得的，长得很漂亮，好象比我们都要大两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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