耶律洪基立马就问：“那依照叔父之意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萧特末立马说道：“争夺河西，于宋乃是唯一往西域之路，但我大辽去西域，却简单许多，从草原而去，既近又快，河西可不与宋人争夺，但这西域必须要争夺，一定要赶在宋人前面，占得西域要地，挡在宋人面前。如此，天下之大，皆闻契丹，不知有宋，是为天命正统！”
萧特末所言，其实也是历史上早已发生过许多次的事。
匈奴昔日在西域，干的就是这事，军事征服，外交联合，三番几次，就是为了挡住汉人进出西域。班超在西域，干的也是这事，不惜以几十人的汉人使团去袭杀几百人的匈奴使团。
历史上的辽，在这一点上，其实是成功的。
西方，从中亚到西亚乃至欧罗巴，大片区域，不知有宋，只闻契丹，连带到了民国时期，中国人翻译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，还用“震旦”，就是后世现代上海大楼上挂着的“震旦”那两个字。
震旦一词，也与契丹一词，关系匪浅。乃至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学院，意思就是中国学院。连鲁迅的文章里，也以震旦为中国，称呼中国青年为震旦青年。
后世中国，契丹这个民族的名称虽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，变成了汉人。但契丹这个名字，却与中国永远绑定在了一起。
契丹一词之意：镔铁、刀剑、坚固。
萧特末之语，也说出了一个地理细节。很多人忽视的细节，特别是现代那种把世界平铺下来的地图，会给人造成的一种错觉。
那就是从蒙古草原去西方，很近，近得超乎许多人的想象。
为什么？因为地球是圆的，越是高纬度地区，东西方向距离就越短，也就是说越是地球这个圆的上下两边，周长就越小。
说得更清楚一些，从西安（长安）到君士坦丁堡，直线距离六千八百公里。
但从乌兰巴托，或者说从辽国此时的上京道西北路招讨司的中心，到君士坦丁堡（伊斯坦布尔），直线距离只有三千多公里。
这也就是后来蒙古人西征的距离，而且蒙古人还并未到达君士坦丁堡。
三千多公里在地理上是什么概念？中国境内，哈尔滨到三亚，直线距离，三千四百公里。广州到乌鲁木齐，直线距离，三千五百多公里。
也就是说蒙古人西征，在地理距离上，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远（当然并非贬低之意），而是说蒙古人之所以西征这么成功，有地理距离上的优势。
地理距离上，蒙古人从草原打到欧洲，与从草原打到中国南边的边境，其实距离上是差不多的。
而中原王朝，若是想从中原到欧洲，陆路上的距离，是蒙古人的两倍。实际路途上，翻山越岭，更是困难几倍。蒙古人反倒是从高原往地势更低的地方去。
这也是为何匈奴、突厥在东方失败，西迁反倒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，包括西辽。蒙古也有类似体验，西征之时势如破竹，但在南征之时，被一个羸弱南宋挡得几十年不得寸进。
还说出一个道理，中国到欧洲，其实是有捷径的，就是先北上到高纬度地区，到草原中心，再从草原去西方。北京去乌兰巴托直线也不过一千公里出头，从草原中心西去，路途好走不说，还是从高海拔去低海拔。
（这也是后世飞机航线设计的原理，中国飞美国，横渡太平洋，航线从来不是直线，而是往北的曲线。）
说来说去，就是高纬度的辽人要去西域，相比低纬度的宋人而言，近得太多，路途也好走太多。（这也是说明，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，是何其艰难，人家匈奴“近在咫尺”，汉人却远如天边，翻山越岭到人家门口抢地盘，可见汉之强！）
萧特末对于西域的关注，也还是上一次在兴庆府与狄咏见面之时起的。
此时此刻，狄咏真要打通河西走廊了，萧特末显然有些急了。
萧特末一番话，皇帝耶律洪基看了看乙辛与仁先，问得一语：“如今这般时刻，当真还能向西用兵吗？”
不等别人先答，萧特末已然开口：“陛下，西北招讨司麾下人马，再征召草原各部一些人马，此去西域，两千多里罢了，大军一到，必所向披靡，如此，便挡在了宋人之前，西域归辽，天命归辽。”
两千多里，一千多公里而已，草原骑兵部队，算不得远。
耶律洪基还是没有决定，而是问道：“朕只担忧……”
皇帝话没说完，萧特末立马接道：“陛下不必担忧，只用西北招讨司足以，皇太叔自也不会真的起内战，且他也没有能力起得内战，临潢府周遭，几十万大军，足以应对！”
乙辛与仁先两人对视一眼，并未说出什么反驳话语，其中道理也简单，若不是宋要去西域，辽人肯定也不会想着去西域。
与宋人争夺，大战略上，就错不了。
见得乙辛与仁先并未说出反对之语，皇帝开口又问：“何人担此重任？”
其实，皇帝就是不愿意耶律乙辛与耶律仁先两人离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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